原创 张树伟 青年记者
导 读
评价建设性新闻的社会功能，关键是看其是否生产了某种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公共知识。
建设性新闻是近年来西方新闻界新兴的一个学术理论，强调以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建设性的话语视角切入，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和解决履行媒体的社会公共责任，从而为政府和公众的行为决策提供支持和帮助。
2008年，兼具学者和记者双重身份的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正式提出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概括来说，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是积极心理学，报道方式上强调发现社会问题，同时强调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公众权利。①
教育议题长期以来具有强大的舆论“吸附力”。目前，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矛盾多，有关教育的敏感议题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如何做好教育新闻报道，直接关乎教育观念、教育政策等的传播效果，还关乎社会发展与稳定。本文立足建设性新闻的相关理念和报道框架，针对当前教育问题频发的现实背景，尝试探讨推动教育新闻报道专业化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博弈与悖论：
教育新闻报道的“三重反思”
当下，以新技术、媒介融合为核心的新传播形态改变了新闻业态。新技术从外部改变了传统新闻业，从多个层面上让新闻业处在危机之中。传统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唯一诠释主体，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的集体参与而被不断重塑。热点教育新闻报道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悖论和挑战。概括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教育新闻报道的现实处境。
第一，消费逻辑下的新闻价值反思
信息超载，公众的注意力已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也在悄然变化，“爆款”“10万+”成为文章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标识。加之“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化媒体甚至一些主流教育媒体也不惜使用标题党、知音体，蹭热点，极尽夸张渲染之势，过度迎合用户，“低俗、媚俗、庸俗”新闻充斥眼球。
第二，后真相时代的事实真相反思
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事实让位于情绪。特别是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对信息的核实速度远远跟不上发布速度，其结果就是情绪和观点的急速扩张。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基础，失去了最核心的新闻事实，报道便失去了根基。如2019年11月，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称：一个二年级女孩在学校遭到同学欺负，同学往她眼睛里塞纸片。这一事件暗合了人们对校园欺凌的愤怒情绪，一时间成为热点教育事件，全国媒体纷纷转发并跟进报道，舆情发酵长达两周之久。然而，多位眼科专家认为：眼睛里塞几十张小纸片，不可能，违背科学。在后真相时代，所谓的新闻事实，已经变得次要。这一事实或真相是否符合公众的个人认知或群体共识才更为关键，与新闻事实相比，公众的情绪可能更具有主导权。
第三，新闻伦理下的社会责任反思
冲突驱动和负面导向的报道，消解社会正向认知。在学界有关新闻价值的讨论中，冲突性一直是一个重要原则。挖掘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要素，并将其放大，呈现出事件的“戏剧性”“反常性”，逐渐成为媒体操作的一种“惯习”。在强调冲突性的同时，不少媒体报道中呈现出的负面导向开始让公众产生心理恐慌、厌倦，甚至一度回避去接触该类新闻。如校园欺凌、师生冲突等事件报道，不当的渲染让很多读者心理不适，过多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心理恐慌和负面情绪，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社会的整体认知。
在包括教育议题在内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核心价值被注意力经济所消解，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受到情绪、立场和利益等主观因素影响，不当新闻报道消解社会正确认知，这些都会对公众的新闻认知和新闻价值产生不良影响。当下，公众更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报道。
行动路线图：
教育领域建设性新闻生产的逻辑路径
建设性新闻强调积极性、建设性、参与性，突出社会责任，这一新闻报道形式近年来颇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就积极性而言，有正面报道这一新闻报道形式;就社会责任而言，有舆论监督报道;就参与性而言，公民新闻则一直在强调公众的参与责任。不过，如果对上述概念做一认真区分，它们虽都包含着建设性新闻的要素，但又完全不同于建设性新闻。
如何让建设性新闻在教育领域获得更多话语空间，仍然是一个刚刚萌芽并需要努力开拓的议题。基于双方的特质，建设性新闻在教育领域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其中共同的价值诉求在于，二者都以面向未来的视野，试图以积极的姿态去构建一个日益理想化的世界。建设性新闻告知人们如何应对问题并给出建设性方案，这也恰恰是教育新闻报道的着力点所在。对教育新闻而言，新闻报道重点也确实侧重在推动教育问题的解决上，教育领域的冲突更多是“内部矛盾”，是一种专业冲突，因此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更为要紧。就目前的实践而言，要从事建设性新闻生产，有三条可能值得参考的路径。
第一，要发现一所学校、一个区域教育实践对解决教育问题的示范价值
中国教育生态复杂，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不同学校的探索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先行者的经验具有启发价值。如中国教育报2014年以《追寻教育的本质》《寻找变革的力量》等系列报道，详细介绍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这种典型经验的报道看上去有正面宣传的痕迹，但事实上不同于正面宣传。因为它的侧重点在于传播一种新的教育改革方案，这种方案是对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和冲突的回应。这种典型经验中具有示范价值，正是因为其所代表的问题和冲突的普遍性。
当然，这种报道要超越一般的正面报道或者宣传报道。作为一个概念，正面报道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正面报道有这样几个特点：它的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它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它强调“平衡”“和睦”和“稳定”。②由此来看，正面报道突出积极性，但又包含宣传色彩，要求在宣传的整体上呈现主流、成绩和全局的正能量，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倾向于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以此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而建设性新闻的积极性则更强调效果的正向，不回避社会问题及冲突。
第二，要对现存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策提出专业建议，从而匡正和推动教育变革的发展
如中国教育报曾刊发的关注“普九”欠债问题的报道《我咋成了躲债校长》，讲述了一个乡村校长为建学校背负的种种债务的故事。但报道并没有以负面和冲突的故事来吸引读者，也没采用监督者的视角，而是冷静地描述真问题，如实向社会呈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在后续报道中提出“普九”欠债政府偿还的解决方案。“躲债校长”的报道延续了3个多月，通过大讨论让更多的公众关注农村教育、关注“普九”欠债问题，“普九”欠债问题成为当年两会讨论的热点之一。当年4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此后，“普九”债务问题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并获得最终解决。在这一组报道中，建设性是其中一个根本的元素，报道不是以批评而是以合作的方式展开，从而推动官方正视问题，并在大众舆论的引导下，协调各方利益，寻找问题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同一话题，监督性报道和建设性报道各有自己不同的视角。舆论监督报道旨在揭露和批评，其核心价值在于监督，缺少了建设性新闻中的“建设”要素，缺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探索，而建设性新闻则站在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层面，立足于当下的实际，力求提供“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更加关注问题的解决，并看重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要做一个沟通者，即不同人群教育观念价值鸿沟的弥合者
当下的教育新闻报道，存在着多元的教育价值观。不同的媒体报道的出发点不同，尤其是在一些热点教育新闻的报道上，流量先行，为迎合受众，人为制造对立、冲突和矛盾，如将局部“放大”，甚至伪造事实。比如2019年1月29日，某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迎合了人们的教育痛点，贩卖焦虑，赚得了很多流量。这一过程中，一些公众、不专业或者有恶意的自媒体以共同参与的方式，向世界呈现了一个被扭曲的教育现实。
这或许是公民新闻的弱点，普通公众包括自媒体可以不依赖专业媒体平台就参加到传播中去，可以自主发表观点，甚至能影响教育相关问题的决策。但是由于其主体是个人，而非专业新闻机构，缺乏新闻职业素养，缺失新闻职业道德，传递的教育价值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建设性新闻吸纳了公民新闻的理念，强调以新闻主体机构和记者为主导，吸纳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旨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以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就教育新闻而言，建设性新闻在吸纳公共参与的同时，向公众传递一个更为理性和建设性的思考教育问题的视角，从而将部分公众从非理性的泥沼拉出来。
教育“新知”：
公共知识生产与建设性新闻报道创新
显然，教育领域建设性新闻生产的核心评价目标是：是否能够贡献某种知识形态，进而在知识维度上建构一定的话语观念，从而帮助公众理解中国教育的复杂局面，同时提供教育问题解决的观念体系和行动方案。评价建设性新闻的社会功能，关键是看其是否生产了某种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公共知识。而知识生产的基本思路体现为新闻话语表达的公共修辞实践，也就是从公共利益维度出发，实现从“观点”到“公共知识”的话语转换。③
当前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并非单一的认识话语能够回应，而是要将教育问题纳入社会转型的经济与文化体系中加以审视，如此才能把握教育问题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问题坐标”，从而在一个更大的知识与观念维度上认识教育现状，思考教育问题，推进教育改革。其实，教育新闻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关报道主要致力于对个案的回应，强调对个案的解决，而未能将个案上升到一个更大的知识层面和认识维度——未能理解个案得以存在的“底层语言”，未能把握个案之间存在的“互文逻辑”，未能提出超越个案的普遍问题。而对普遍问题的识别和发现，对普遍问题得以发生的社会“元逻辑”进行知识与话语维度的提炼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通往现代教育价值的知识承诺，则是建设性新闻生产始终应该坚持的知识生产理念。比如，面对频繁发生的校舍安全问题，当大量的报道都集中于制度谴责和道德批判之际，新闻评论《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则另辟蹊径，更多地强调对某种知识话语的生产，也就是建构一种推动问题解决的根本性的公共知识——校舍不仅仅是教学空间，还应该承担一个城市紧急避难所的空间服务功能，如此一来，便可以将校舍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逻辑之中，保证校舍更高的安全指数和抗震级别。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对公共知识的生产，建设性新闻才能创设一种全新的知识框架和思维方式，从而“以知识的方式”回应社会痛点，真正实现新闻报道的社会赋能。
鉴于建设性新闻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要在教育领域开展更多建设性新闻的实践，首要的事情是进行建设性新闻教育。如可以组织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各种讨论和培训，在冲突和沟通中寻找共识。这种教育与交流的目的是，谨慎地界定它实际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发挥它的正向价值，并避免把这一新闻理念使用范围扩大化而伤害了新闻本身的意义。这也是把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观或者新闻工具，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此外，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专业导向记者、编辑的培养。这里所谓的专业导向并不是新闻专业，而是就记者所报道的行业和领域而言。即从事教育新闻报道的记者要成为教育某个相对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只有如此，记者才能成为一个有专业判断的思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对话者和讨论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和传声筒，甚至是教育谬误和谣言的传播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如果没有这一方向性的路径，教育记者将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深度和公共知识的生产能力，也无法对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