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疫情反复、地缘政治等问题应接不暇的背景下，能源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那么，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框架下，如何实现新旧能源的存续接替?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吉臻在亚洲博鳌论坛上表示，当今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能源发展的主要路径是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多种能源综合化。所谓多种能源综合化就是融合，也就是新旧能源一起此消彼涨，逐步使得这个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进而实现零碳的目标。
能源转型之路仍然漫长
对于新旧能源如何此消彼涨，刘吉臻提出了三个路径：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多流融合。多能互补是指，发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各自的禀赋和优势，使之融合成一个能够支撑有序生活生产发展稳定的、可靠的、安全的能源系统。
刘吉臻以风电在电力的安全保供方面的短板举例，说明了当下传统能源需要适时对新能源进行补充的现状。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将是有新能源的时候用新能源，没有新能源的时候仍需要传统能源“顶上”。
事实上，我国煤电占比仍相对较高，达到了近三分之二(67%)的比重。在此背景下，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建玲表示，实现能源的转型发展，用清洁、绿色、低碳能源来代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高度重视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而安全的基石就是我们国家煤电安全供应的发展。煤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更多是调峰、调频、供热保障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重视现有的煤炭资产更清洁化、更高效化、更储能化、更可调节化，这样才能保证能源的安全，使能源在绿色转型过程当中，以存量煤电资产作为调整的基石，以此推动能源转型的实现。”邓建玲说道。
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当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新旧能源的存续接替。而在这个过程中，“先立后破”是关键所在。
远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认为，全球去碳的转型是势在必行，但在破它之前，还是要加大绿色能源的“立”，这个“立”是关键，以“立”为先。因为“破”是必然的，只是后“破”而已，只有立得快、立得高效、立得高质量、立得很充分和很完善，这个“破”才能相应有效的推行。
万亿级的氢能大市场
绿色能源究竟应该如何先“立”起来?
在张雷看来，氢能作为“新石油”的角色已经登场。张雷以近期FMG公司和德国签署了上百万吨的氢能协议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氢能在减轻德国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依赖时发挥的作用。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对记者表示，目前一些绿色低碳科技需要解决的不是技术瓶颈问题，而是经济性不足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讲的最多的CCUS，也面临成本太高的困境，未来需要把成本再降几倍甚至几十倍。
对于绿色氢能目前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张雷表示，在相同能源当量的情况下，氢能对比高涨的天然气来讲已经具备了成本的优越性。
“氢能的成本80%是电动的成本，也就是电解水制氢过程当中的电力成本，另外20%是电解氢的装备折旧的费用。大家看到，如果把风电的成本跟5年前相比，那时候可能是4毛钱/度电，现在可以做到离网直接生产是1.5毛/度电，这80%多的电力成本在急剧下降。”张雷指出，目前已实现的绿氢成本为10多元人民币/公斤，而未来成本只会走得更低。这已经显示出了，中国的成本竞争力。
“氢能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氢能被市场接受的同时，其具有交易、使用更边界的优势。”邓建玲表达了对氢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
根据国际氢能源委员会预测，在实现净零排放的情景下，2050年氢能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当中所占的比重将要达到22%。累计可以实现碳排放量8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到全球实现巴黎协定1.5摄氏度减排情景所需要4200亿吨减排量的11%。由此不难看出，氢能源的重要重要性。
“我觉得未来这个市场非常大，一定成为万亿级的大市场。”在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看来，想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氢能全产业链到2030年需要的直接投资或达7000亿美元，包括制氢3千亿美元、运输分配2千亿，氢能末端利用2千亿美元。
“我们觉得绿氢产业非常有前景，将给我们未来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在中国可能有约3万亿的产值等待挖掘和开拓。”邓建玲指出，绿氢产业的发展从便捷生产、运输储存、商业开发利用到今后的液氢产品，都会为发展零碳、低碳能源带来巨大的机会。在构建以绿色低碳高效能源系统上，氢能具有特殊作用。电和氢的能源属性互补，电非常难储存，而氢能在储存运输过程中有独到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