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波“倒春寒”仍未结束，城区里四处都是一块块被布条拉出来的封控区域，居家办公已成常态，商店歇业，影院关门，戴口罩已经从“要求”变成了“自觉”。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3月18日，电影《新蝙蝠侠》上映了。
由于在上海找不到电影院看电影，冒险横渡吴淞江，从青浦游到花桥，似乎也不是个好办法……所以，就像是颁布“禁酒令”会让黑帮赚到盆满锅满一样，当正版供应出现问题时，盗版自然就会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远方的另一个电影院里人影绰绰，我透过手机小小的屏幕，和他们一起看完了这部接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在电影放映期间，不时有观众从座位上起身闯入屏幕里，其中有几个甚至在离开之后再也没回来。想来看这部电影对于我和他们来说，都称得上是煎熬。
在这一代观众的记忆中，“蝙蝠侠”的选角通常都是脸上写着“能打”两个字的硬汉，到了如今的《新蝙蝠侠》里，饰演“蝙蝠侠”一角的是《暮光之城》男主——秉持素食主义的吸血鬼——罗伯特·帕丁森。
虽然《暮光之城》在我看来是一部烂的很纯粹的电影（同时罗伯特·帕丁森似乎也这么想），又虽然他在2019年演了克苏鲁风味的《灯塔》，但不管怎么说，他来演“蝙蝠侠”的话，给我的感觉还是阴郁气质有点重了。
我这并不是在说《新蝙蝠侠》选角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选角的成功。
导演马特·里夫斯压根就没打算拍一个“超级英雄”，也没打算拍一个拳拳到肉的动作片。在《新蝙蝠侠》里，你能看到的只有大段大段的文戏、Rain dogs and cats以及被反派谜语人牵着鼻子四处打转的蝙蝠侠。
在故事的开端，《新蝙蝠侠》甚至没有向观众展示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的过程，也跳过了蝙蝠侠和小丑斗智斗勇，将小丑抓进阿卡姆疯人院的故事，而是将故事的核心落到了“新手”蝙蝠侠在行侠正义过程中的怀疑和自我怀疑上。
电影的开头，当蝙蝠侠痛殴了一群小混混之后，被他所救下的亚裔男子却并未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而是惊恐地举起了双臂，请求蝙蝠侠不要伤害他。这是来自外界的怀疑。
电影的中段，在谜语人和罗马人的诱导下，蝙蝠侠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父母是否是哥谭市罪恶的一部分，也动摇了自己继续从事蝙蝠侠这份事业的初心。这是蝙蝠侠的自我怀疑。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电影还是讲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故事的，本来也并不打算写点什么出来。不过，今天看到半佛仙人发了篇文章，称《新蝙蝠侠》看得他“发麻”，看罢之后有点坐不住，觉得半佛这文章写的有点不地道。
为了防止断章取义，所以我把半佛文章的链接放在：这里。
半佛在文章中写道“谜语人这种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的文弱书生才是真正的正派……如果拿百姓的生命做赌注，发动一场洪灾，只为让布鲁斯韦恩成为真正的蝙蝠侠，那最好这世界从未有蝙蝠侠。”
半佛支持“谜语人是正派”的理由是：他杀的人都死有余辜。
认真来讨论的话，这个理由其实完全不成立。
其一，蝙蝠侠和谜语人的区别恰恰在于，是否对秩序抱有希望。电影中蝙蝠侠数次阻止猫女杀人，因为蝙蝠侠知道，他的任务是把恶人交给“法律”，而不是送恶人去见“法律”。在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中，蝙蝠侠为了获得口供而动用私刑，就已经被视作是违反正义程序。那么，现在我们如何将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谜语人称作正派？
其二，谜语人的杀人和半佛的文章，都只是为了自己爽，以及让别人看个爽而已。我们现在假设哥谭市确实无“法”可依，所有的官员、警察等等都是——那种随机杀一百个都错杀不了一个的——毋庸置疑的混蛋，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里，正派和反派究竟有什么存在基础？要想在这样的罪恶中成功孕育出文明，谜语人“擒贼擒王”的施政方针，究竟是在给社会增熵还是减熵？杀掉坏人的老大，真的能更好地帮助城市走上正轨吗？
当然，哥谭市永远不可能走上正轨，就像灰太狼永远吃不到羊肉、蝙蝠侠的“防弹下巴”一样，这些都算是故事存在的基础设定，如果连这些基础设定都要被质疑的话，世界上可能就没有能令人感到满意的文艺作品了。
如果这些也需要拿出来严肃讨论，甚至“碰瓷”的话，这边还是建议碰个大的：跑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指着梵高的《星月夜》，大声告诉别人“梵高这个人只会瞎画，一点常识都没有，天上哪有长成这个鸟样子的星星”。
当然，半佛还是非常尖锐的指出了《新蝙蝠侠》的一些逻辑问题，比如说警察为什么不趁着蝙蝠侠昏迷的时候摘他的头套，又比如说蝙蝠侠为什么猜不到“长翅膀的老鼠”其实是蝙蝠……这几点都是本应处理的更好的瑕疵，但是对于“谜语人是正派”的结论和“防弹下巴”的嘲笑，显然是有失水准的。
最后，半佛为啥要把蝙蝠侠追企鹅人的时候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算到蝙蝠侠头上？如果企鹅人不跑的话，蝙蝠侠犯得着去追吗？如果观众不爱看追车戏，企鹅人犯得着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