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津滨创新观察
作者： 王明阳、杨益、张芷琪
2020庚子年伊始，我国突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相较于17年前的非典，本次疫情传播性更广、感染性更强，对我国社会民生的冲击更大。而且这次危机早已不局限于中国，也必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民生发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月3日会议指出，“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
一、全球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及主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构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国开始限制对华跨境人员流动。目前，澳大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已确诊旅行相关病例，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月31日凌晨宣布将本次事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截至2月5日，法国、韩国、新加坡等超过60个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籍人士发出限制性或管制性入境措施。
本次中国对疫情的及时响应取得了世卫组织及多个国家的支持与认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科研合作迅速展开。基于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原则，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保持紧密联系，并于1月11日至12日向国际社会共享了病毒基因组数列，供全球科学家合作研究。疾病诊治方面，中国已与欧盟、东盟等地区合作开展疫情防控新型适用技术研究与应用、快速监测检测相关技术、疫苗研发、诊治新技术新方法以及中医药民族医药在疫情中的应用研究等，美国、德国等国际医疗专家已到中国开展一线研究诊治工作。目前，全球多国正共同进行科研与临床试验，探索解决方案，并已取得了部分突破：中国、泰国等国家已分离出毒株并完成了对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欧盟、英国、东盟等多国与中国开展针对疫情的联合研发项目，美国制药公司Gilead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正由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在武汉疫区进行临床试验。
全球产业价值链、供应链及消费者信心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短期内可能导致投资贸易萎缩与市场低迷。中国经济占全球GDP比重已超过16%，因此本次疫情势必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首先，因本次疫情造成的国内企业大范围停工将导致中方无法准时向其他国家供货、贸易违约与订单锐减等，从而影响全球产能。以苹果公司为例，预计中国疫情将导致苹果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Iphone出货量降幅达到10%。其次，在华跨国企业也纷纷受到冲击，苹果、亚马逊、沃尔玛、星巴克、麦当劳、德国大众等外企已陆续宣布关闭全部或部分在华办事处及店铺。而据了解中国市场代表了上述企业至少2%的营业收入。最后，全球跨境消费市场也将遭受不小的打击。由于超过60个国家与地区已对中国籍公民发出禁止性或限制性入境措施，鉴于中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全球旅游及餐饮市场、航空业、奢侈品市场也将因此遇冷。参考2003年SARS疫情先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或将给全球观光产业造成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损失。
二、疫情对于我国开放发展的主要挑战
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就业、外贸将如何渡过难关，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问题。短期来看，制造业、农业及替代性较高行业受损严重。制造业方面，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降至50%的枯荣线，未来走势暂不明确。本次疫情已造成大量劳工无法返岗、工厂延期开工，虽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宣布可针对本次疫情出具不可抗力说明，帮助企业减少因赔偿导致的损失，但外贸企业的原材料采购、运送受阻及订单丢失已成定局。农业方面，我国大量城市与地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将严重影响春耕生产，物流受限也导致农资采购和农产品流通受阻;同时由于本次疫情被列入PHEIC，参考以往惯例，我国农产品出口将受到外国海关严格限制。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等替代性较高行业方面，已经出现中小企业陷入停滞的问题，可能出现现金流断裂、无法经营的风险急剧加大。
我国产业的开放发展模式在疫情下面临更大的“从有形到无形、从内向到外向、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挑战。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产业的开放发展总体上遵循“比较优势、规模经济、要素密集、大进大出”的模式，形成了以中间品及制成品等为主的货物贸易结构，这种模式的核心特点是“有形”(实物商品)、“内向”(招商引资)、“数量”(追求规模化)。然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跨境人流、物流受到巨大束缚，给我国产业开放发展的传统模式带来变革压力。一方面，有形的商品货物贸易受负面影响较大，而无形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及其相关产业受影响较小，数字服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迎来了增长契机。另一方面，尽管传统工业企业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可能面临困难，但主动“走出去”通过资本、技术、平台等纽带配置全球资源的企业却可以通过离岸生产、众包、自主采购、境外销售等途径进行全球化经营。因此，在疫情形势尚不明朗的条件下，我国产业的开放发展需进一步立足全球化加快产业数字化、价值高端化和组织平台化，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低端环节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中高端环节加速转移，特别是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产品创新需加强国际竞争力。
我国“硬核”科研国际合作模式受疫情倒逼必须加快从“跟随、参与、融入”走向“并行、主导、开放”。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上升与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正在逐渐从国际科研合作的跟随者和参与者向组织者和主导者转变，在部分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新型国际科技合作的案例。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极短时间内对病毒进行识别、分离、基因测序，并第一时间向全球公布，受到了各国专业人士的高度赞赏;美国、德国、泰国等多个国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入病理研究、疫苗研制、疗法创新，充分说明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已经进入新阶段。由于我国是此次疫情发源地，掌握着最多的信息资源及案例数据，为我国主导推动相关科研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科技合作新机制提供了巨大的探索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我国提升国际科研合作能力、转变合作姿态，这也将是我国从科研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一步。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同样受到疫情带来的限制，合作领域、合作方式面临拓展及转变升级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一般甚至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对新冠病毒缺乏抵抗能力因而也更加敏感。世卫组织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主要意图就是保护这些发展中、欠发达国家，以避免疫情出现全球更大范围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合作恐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境外工程、产品交付、各类投资项目可能被迫延期乃至搁置，需要外国人员来华的相关合作也不得不暂停或取消。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疫情下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重围的关键在于如何创新拓展合作领域、转变合作方式。可以看到，沿线国家医疗卫生领域的短板正是我国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未来应加大力度推动“一带一路”医疗卫生合作，其中智慧诊疗、远程医疗、数字健康等新型实践尤其值得国际化推广。
三、特殊时期的开放发展需处理好三大关系
在疫情影响或将持续更长时间的当下，中国的开放发展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危机才能成功突围?核心是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审视疫情，反映出的中国与世界开放协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一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姿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规则体系，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面向2035和2050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世界强国。“十四五”是“两个一百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重要时点上爆发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可以成为重新审视我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契机。从国际上的主流声音来看，除了少数国家的政治宣教派借机渲染中国威胁外，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高度认可、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这一方面体现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要更深刻的思考我国在全球的定位和责任问题，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配置资源、互通有无、共享增长、参与治理，为全球共同富裕、共生共荣贡献中国力量，展现负责任、有担当的新型大国形象。
二是应对疫情，科技创新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融合变革关系。新科技手段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基因技术等构筑了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疫情监控、医疗救治、物资调配的全流程应急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移动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加速了在线办公、虚拟制造、远程会议、在线教育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快速发展。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以及今后更长时间内，需进一步加快新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更新升级，主动支持企业建立数字化的中国标准，加快建设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方案，建立依托科技创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常态、可靠、高效的协同融合机制。
三是穿越疫情，体制机制优势与现代化治理能力的能效协同关系。经验一再表明，体制上的优势发挥离不开机制上的不断优化。社会各界对防疫物资生产与配送、数据收集与发布等方面的关键举措保证了整个抗疫体系的快速响应与高效运转，再加之应用数字技术保证了各方力量的有效协同。因此，亟待建立完善能够快速调动社会力量的相关机制，不仅包括国内社会各界，更包括国际社会、海外华人华侨等全球力量，将疫情带来的开放发展障碍转变为开放合作的桥梁纽带。为此，政府强化服务意识和服务职能，提供开放透明的政策制度、宏观调控措施、战略资源匹配等公共产品，加强社会力量在专业实务中的力量发挥，从而达到凝聚各界力量之目的。
四、危中求机之顺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唯有坚定信心，坚持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才能化“危”为“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争取更好的国际发展局面。
第一，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应该看到，中国面对疫情采取的措施是有力、高效的，战胜疫情的信心是坚定的、一致的。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更要毫不动摇的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全球的深度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第二，扎实强化开放发展基本功，切实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本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表面上是公共卫生环境及相应的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但本质上是社会公共治理能力水平的国际化、现代化程度不足，事关我国开放发展范式的转型升级。立足当前及未来，我国各级政府亟待进一步加大专业人员管理职能岗位的比例，更主动的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国际专家和人才在科技产业发展及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运用多种方式，汇集全球智慧，服务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推动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企业加快推进全球经营，以企业为核心加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
第三，尽快恢复经济活力，加快提升开放水平，重塑全球信心。短期内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必然受到疫情冲击，当前的工作重点是早日战胜病毒，但需要防范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下滑而产生的不理影响。这其中，首要的是要降低企业受疫情的影响，多管齐下保障企业顺利渡过危机，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扶持力度、确保新生市场力量的持续涌现;其次，要切实贯彻执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2019)》，按照规定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限制，同时加快外资落地相关审批流程、给予外资准入前后国民待遇;再次，要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平台加快深化开放改革，深化通关、检验检疫、技术认证、国际金融、人员往来签证与就业等相关优化举措，形成一批高水平开放发展平台;最后，国家和地方层面应主动加强与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的对接，优化与国际接轨的医疗健康、教育、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第四，探索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推进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再到社会创新。加快建立适应新经济发展的“审慎、宽容”的新经济制度，释放应用场景、智能技术、数字平台、创新生态的活力与爆发力，探索面向全球的开放场景以拉动技术和业态创新，加快发展如数字贸易、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的产业形态与贸易方式。发挥科学家、企业家、创业者的突出作用，以市场、资本为依托，面向全球范围链接高端资源、整合配置资源，促进从以产品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为主逐渐过渡到产品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区域创新、社会创新并重的全面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第五，深化、升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拓展合作领域方式。深化合作倡议，加大对外投资合作力度，重点是推动我国企业面向科技产业的全球投资与国际化发展，不求所在但求所用，实现共赢共享、共同发展，与沿线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合作层级，促进多边或双边从基础性的商品交易与产能合作、到高水平资本投资与技术转移、再到更高水平的经验借鉴与文化交流方向发展，重点推动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有益经验与资源条件向“一带一路”辐射输出，带动相关产业及投资合作拓展。创新合作机制，围绕多边或双边资源、技术、市场、产能、资本不同禀赋或优势，探索“中国制造+国际市场”、“中国产业+国际资源”、“中国市场+全球技术”等模式，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鼓励中国新兴的数字企业加速新产品的开发、探索建立具体应用领域的数字化国际标准，加快建设全社会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数字转型，依托开放口岸大力发展数字化口岸服务业，着力将传统口岸功能从货物流转前台变成数据中台、关键要素汇集后台，广泛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沿线重点国家和地区布局境外数字平台与数据中心，打造数字“一带一路”。
第六，全面拓展国际合作渠道，更主动的建立优化国际医疗卫生协作体系。进一步与全球华人密切联系、争取广泛支持，建立国家、省市、行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华人华侨协同联动体系，发挥华人华侨在对外交流发声、争取全球资源与支持方面的优势，共同抗击疫情。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友人的合作，不仅要继续关注高级别的外国专家，也要大力寻求在华留学生以及积极与中国合作的国际商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支持，通过深化与国际友人的务实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发展共同体”。持续深化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倡导设立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医疗卫生国际合作专项，加大我国人员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数量和比例，将中国防控经验积极输出，协助抗疫期间创新效果突出的有关企业、行业扩大对外开放，直面全球问题，彰显大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