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睿愚·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不久前，中央领导人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各地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餐饮协会立即响应号召，纷纷出台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办法和倡议。
去年5月15日，我在秦圈发表了《我们的粮食：一边进口，一边浪费》一文，讲到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虽然国内粮食连年丰收，但是各种浪费触目惊心，导致了国内粮食产量越来越高，但国家粮食安全系数却越来越低的悖论。
高手在民间，评论区的读者留言很有预见性，点赞数最高的评论是，“抖音上火起来的大胃王们，也是浪费粮食的主力人群”。
中央此次制止餐饮浪费的指示一出，央视立即开批大胃王们，抖音第一时间下架了相关视频、叫停了吃播。
另一条留言是，“细思极恐，如果有一天有人试图对我国的粮食进口进行干预，像干预伊朗出口石油一样，我们该怎么办?”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历史性冲击”，由此，今年许多粮食主要出口国或叫停或收紧了粮食出口，读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还有一条评论是，“说体外浪费无可厚非，那个什么体内浪费简直扯犊子……难道说连每个人吃多少都要管吗?”
是啊，现在下馆子吃饭就开始管了，各地餐饮协会N-1的点菜倡议纷纷出炉，号召大家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有人说，晏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也是“N-1点菜制度”的创始人，他曾经给了三个壮士两个桃;也有人说，国家这次提倡N-1点菜制度，最大的目的是逼婚，因为单身不配点菜。
玩笑归玩笑，但生活中常见的餐饮浪费这股歪风确实该好好刹一刹了。建国后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危机才仅仅过去了60年，我们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靡成风，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希望国家这次自上而下禁止餐饮浪费的行动持续开展，直至深入人心，让“光盘行动”成为人人心中社会公德的标配。
餐饮浪费日常可见，跟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纠偏成本相对较低，只要人人守公德，或大幅提高浪费成本，餐饮浪费的行为可以很快得到遏制。
但有一种浪费，比餐饮浪费问题更严重，更顽固，更难以解决，然而一旦改善，释放的红利也是极大的，那就是资源错配导致的浪费。
秦朔老师去年4月1日发表的《反浪费》一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大的浪费是资源配置低效与扭曲所导致的浪费”。
资源配置低效与扭曲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源错配，经济社会中比比皆是。只要资源的自由流动存在障碍，那么资源错配就是必然的。
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外出打工，一方面，城里的工厂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青壮年闲在家中，只能靠种地获得微薄的收入。限制人口流动，无论对于工厂，还是对于劳动力，福利都是受损的。这些闲置的劳动力，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再比如现在的国际贸易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或者进行配额限制，这就是在为资源的自由流动制造障碍，出口方的产能得不到释放，进口方的消费者付出了更高的成本或者减少了消费，双方福利都是受损的。那些可以释放但被抑制的产能，何尝不是一种看不见的浪费?
这种资源错配带来的浪费虽然巨大，但很多时候是隐性的，不像餐饮浪费那样令人触目惊心，所以经常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被错配的资源往往是公共资源、国有资产，不直接涉及个人利益，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关心关注。
独山县为了招商引资，政府高息负债修建了许多楼堂馆所和写字楼，要么烂尾要么闲置，其实这不是独山县的独有风景，荒芜的写字楼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城市比比皆是。
某城市国有产业园区招商负责人跟我抱怨，小城市招商难，这片区的写字楼又太多了，租金被打压的很厉害，明明还空着很多写字楼，政府又让去盖更多的，美其名曰筑巢引凤，先把楼盖起来。白天一看，城市高楼林立，好像很发达，晚上一看，一座座写字楼黑黢黢的，了无生机。
别说欠发达地区了，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写字楼的空置率也非常高了。不看疫情影响下的数据，我们看戴德梁行发布的2019年4季度29个主要城市甲级写字楼的市场情况，从空置率看，南宁超过50%，高达54.3%，位居各大城市之首;超过40%的有佛山和厦门;超过30%的包括天津、长沙、合肥、无锡、重庆和苏州。
再比如说，很多城市的道路不停地挖了修、修了挖，年底总结把修路当成业绩，私底下又把修路当成提款机，就是没人关注成本核算，没人关注投入产出。
又比如说，僵尸企业的存在，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为了完成化解金融风险的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不允许那些资不抵债、经营困难的僵尸企业按法定程序破产，并且要求银行不准抽贷，甚至要降低贷款利率，这些僵尸企业不仅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还低效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等。
国有企业作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主体，围绕它的内外部的资源错配现象更多，因为掌握的资源多，带来的有形和无形损失和浪费更大。
国有企业内部资源错配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目标跟企业的目标并不一致，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机构，资源配置要着眼于企业盈利，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目标是获得晋升，掌握更大权力，而决定他能否晋升，往往不取决于他的业绩，而是取决于可以任命或者免职他的上级领导，甚至他能否取得业绩(获得财政补贴和各种优质资源注入企业)也需要仰领导鼻息，如此一来，贯彻上级领导的意图，而非研究市场化经营成了许多国企领导人的决策出发点。
围绕着国有企业外部的资源错配是指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却能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更便宜的信贷资源，也比民营企业更能获得高校毕业生的青睐。
国有企业的低效被美其名曰承担社会责任，殊不知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自己创造利润，并持续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这才是企业存在的使命，任何背离这一使命的企业，都难以长久。
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政府官员的配置数量占地区人口比例往往就越高，其话语权就越大。深圳之所以成为中国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是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要是服务而不是随便干预。
面对今天经济增速区间不断下行的压力，我们不妨从之前的改革经验里取经，要知道，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困难远比今天大得多。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经济表现为高投资带来了高增长，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有两个主线，一个是从激励机制角度看中国，从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到劳有所得、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还有一个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资源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改进。
譬如，允许人口外出务工。咱们现在随时随地买张高铁票买张飞机票，就可以自由出发，这在60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1958年我国颁布人口管理条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直到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92年之后，中国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去打工，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2019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9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包括7500万人的跨省务工;让我颇感意外的是，直到2005年，北京奥运会前三年，北京才废止外来务工条例，取消对外地人进京的五大限制措施;又经过近几年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虽然户籍制度还在，但除了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严格限制落户，其他城市的落户条件已经非常宽松，除了高房价，其他的已经不能阻止我们自由迁徙了。
又譬如，从打击倒买倒卖、投机倒把到允许个体经商创业、自由贸易。
“投机倒把”一词产生于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我国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制”。“倒爷”也因此应运而生，为了打击他们，全国各地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现在看来是正常的商品买卖、自由贸易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是严厉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终于在1997年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条例也于2008年1月正式撤销。
当然，改革开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的举措就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体制，从而激发企业活力，让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实现全社会福祉的提升。
而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借“营商环境”之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看似扶持企业，实则是扰乱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看不见”的浪费。
而这几年国企力量的加强，民企力量的减弱，更是让人担心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能否自由配置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毕竟资源错配带来的浪费才是真正巨大的浪费。
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期待这些改革举措可以真正落地执行，引导各类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从而重启中国新一轮增长的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