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连续多日攀升后，小幅下行到2.566%附近，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小幅上行到2.806%，中美利差缩窄到24个bp。
中美利差缩窄的原因是宏观经济的再次错位，美国陷入罕见的通胀风险，必须大幅度加息，而中国经济受疫情和周期影响下行压力较大，通胀疲软，尚需要宽松政策以支持经济，中美利差未来将继续收窄，甚至出现倒挂。
从历史上讲，市场上有一种中美利差舒适区的说法，一般而言，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在70-140bp之间是舒适区，当利差低到50-60bp时，就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比如，2015年底，利差逼近50bp;2016年底，利差再度逼近bp，央行收紧货币，shibor3m从3.25%抬升至4.7%，引发债市大幅度调整。这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必须跟美联储联动。
而中美利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全球资金流向，并决定了资产价格的起伏，尤其是货币汇率。一般讲，中美利差预期持续缩窄将导致中国资金流出，并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价格，所以这一指标备受市场关注。
其实资金流向上已经有较明显反应，从债券和股票两个市场看，今年以来外资流出扩大，今年2月份，中美收益率已经开始缩窄，境外投资者净减持境内人民币债券803亿元，其中减持人民币国债354亿元，均创下单月减持最大规模。这导致2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618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26598亿元人民币，涉外收付款逆差411亿元人民币。而股票市场今年以来的调整也于外资流出有关。
很显然中美利差缩窄的趋势还会继续，甚至出现倒挂。
刚刚公布的3月美联储纪要显示，多名联储官员认为，若通胀和经济形势需要，未来可能要一次或者更多次加息50个基点;联储决策者预计本次缩表速度比2017年到19年的上次缩表期快，计划每个月减少持有资产的规模多达950亿美元，几乎是上次缩表时每月最高规模的两倍;决策者一致认为，需要迅速将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转为中性;联储担心公众对联储化解高通胀的能力丧失信心。
而中国的决策层目前采取的策略则是要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要适时灵活运用再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对此政策，市场解读为，4月新一轮降准或降息有望实施，甚至不排除降准降息双双落地的可能。
目前市场的解读是，中美利差缩窄不会对人民币资产价格影响太大，同时，我国仍将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实体经济。
经过最近几年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的弹性和韧性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这几年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降杠杆和“拆弹”操作，金融体系趋于稳定，同时，中国在此轮疫情中成功阻断了疫情的大规模传播，经济增长方面相对欧美国家要稳健得多，尤其是外贸方面更是逆势增长，实现了大规模的顺差，出现多年不见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再次增加，这使得资金再一次流入境内，并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势：美元在升值时，人民币仍然在持续升值。
但是，经济和金融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从去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势复苏，通胀严重，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欧洲经济尽管遭俄乌战争的冲击，但是经济复苏也是大趋势，通胀很严重，但是欧美货币政策出手慎之又慎，紧缩政策必然以经济健康发展为前提。
而中国目前疫情多点发展，上海和吉林的疫情目前尚在发展过程中，目前正在全力布局防控，可以预见扑灭疫情的时间不会太晚，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肯定会有，这也对资金流向有一定影响。
在此情势下，中国央行一再表态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但是这个表态并非不考虑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境外的货币政策是中国货币政策运行的环境，必须“兼顾”，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以我为主的同时要兼顾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
所以，笔者认为在中美利差持续缩窄，美国货币政策紧急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大幅度宽松，未来将仍然以结构性宽松为主，比如对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等的金融支持将会更加强化，普遍性的降息降准将会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