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
2021年6月，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等3项长城考古新发现作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筑遗产价值、长城沿线地区文化和各民族频繁交流交往交融的代表性典型推出。
那么，沙梁子古城遗址是什么样的去处呢？我们从头说起。
2019年初夏，坐落在巍巍大青山前、潺潺大黑河北岸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沙梁子村，和周围其他所有村庄一样，在郁郁葱葱的绿色中，高唱着新时代新生活的激昂颂歌。这时，随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年轻的副教授刘扬带着学生考古团队悄然进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联合对沙梁子古城遗址进行发掘的序幕就此拉开。“经过3年多的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四周有围墙的单体夯台建筑基址，初步确认城址为刀型形制，推测是西汉中晚期建筑并使用的一座粮仓”，刘扬喜形于色地说，“收获还是蛮多的。”
遥想2000多年前，这座建在土默川平原上的粮仓，无论规模作用还是意义，都显得非常重要。刘扬介绍说，粮仓的建筑基址位于城址的中部，平面为长方形，大致呈西北—东南向，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20米，正好位于刀型城址的拐角靠南部，四面有宽厚夯墙，台基上有柱洞和南北向沟槽，初步确认夯台建筑的墙宽约3米。
柱洞南北3排、约5米等距分布，中间一排柱洞相对较大，柱洞内大部分有柱础石，个别为夯垫土；揭露的16道沟槽间距约3米，多数南北贯通，垂直于高台边缘；形制规整，呈曲尺形，南北两端较窄，中间部分向东凸出较宽；沟槽内东、西两壁分别设6—7个壁柱，较宽部分设一排6—7个南北向底柱，内均有柱础石；部分壁柱和底柱可见炭化木柱，经鉴定皆为松木。
沟槽内壁先后抹过细青泥和草拌泥，将壁柱包裹，墙皮有火烤痕迹，壁柱和底柱应为支撑其上地板而设。沟槽南、北拐点基本与夯台南、北两排柱洞在同一条直线上。经解剖，南、北墙基与沟槽南北较窄部分重合，其中南墙基底部局部用石块铺垫；沟槽较窄部分可见到墙倒塌后残留的土坯，在夯台北侧地面还有建筑使用末期开挖的一条排水沟，夯台东南角发现有石砌三角形散水。
夯台建筑外围发现有围墙墙基，已揭露的东围墙距夯台东缘7.82米，结构为中部垫南北向石块，两侧夯筑；北围墙距夯台北缘8.26米，因建在老河道河沙上，因此将河沙向下挖约2米再进行夯筑，整体呈倒梯形，宽约3.2米。
“在沙梁子古城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主要是板瓦、筒瓦、瓦当和几何纹方砖等建筑材料，瓦制品规格较大，与汉代长安城内宫殿出土的瓦制品相差无几，显示出该建筑较大的体量与较高的规格”，刘扬兴奋地说：“特别是在建筑倒塌堆积中发现一件底部有两个对称‘萬石’戳印的陶盆以及四个陶量残件。‘萬石’陶盆的出土，进一步证明这里是一个粮仓。”
那这座“粮仓”的规模如何呢？刘扬说，“建筑夯台上均匀分布着十分规整的沟槽，这与汉代长安城桂宫三号建筑基址、华阴京师仓等遗址相仿佛，但所不同的是其功用是通风防潮。在对建筑基址进行解剖时，发现一排被夯土台基叠压的储存粮食的窖穴，里面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粟、黍颗粒。对沟槽内堆积所做的浮选工作，也发现有粟、黍样本。结合出土的‘萬石’陶盆、陶量等器物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残存面阔16间、进深两间的大型夯台内带沟槽的建筑，初步计算其使用面积为1800平方米左右。从塌落瓦片的分布和埋藏状态以及瓦当的分布和数量来看，建筑屋顶为重檐四面坡式，建筑使用时间初步判断为西汉中晚期阶段，期间经过数次修缮，最后毁于大火。”
“粮仓”无疑是成中建筑，那么是那座城中的建筑呢？历史的迷雾需要渐次拨开。从地望上看沙梁子古城，北依大青山，大青山上有秦汉长城和北魏时的白道；南临大黑河，大黑河南岸有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郡故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沙梁子古城东距八拜古城（汉代云中郡原阳县）约16公里，这就匡定出沙梁子古城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其行政建制当为西汉云中郡的属县犊和县。当然这属于一种推测，尚需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的进一步考证。
沙梁子古城基址体量大、规格高，不但有围墙，而且还在围墙东部发现有疑似营房的建筑基址，因此推测可能是一座国家级的粮仓建筑。“这是我国首次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掘的夯台粮仓类建筑，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的一项空白，也对研究汉代建筑技术、西汉王朝对北疆的经略以及北方农牧交错地区的经济形态等具有重要意义”，刘扬如是说。
汉武帝时期在河套地区设置大量郡县、移民垦殖，使河套地区进入农业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而这座坐落在剌勒川上的汉代“粮仓”，宛如一本大书，字里行间都在记载着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故事……
（图片由阿勒得尔图拍摄）
